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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概說題綱

一۰什麼是社區(community) ?
　　空間的：共同生活環境
　　地域的：庄頭村落/同鄉
　　認同的：社群的
　─認同／生活性／生命共同體

二۰『社區營造』
『社區』：一群認同的人
『總體』：全面性.生活的
『營』：經營現有條件
『造』：創造新生元素

三۰如何參與?
－居民/成員
－工作者/促成者
－專業者
－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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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台灣的社區營造：地方自主性和社區參與
Empowering Communities in Taiwan: Participation and Local Autonomy

夏鑄九 Chu-joe Hsia

[摘要]本論文由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自主性的一個基本的理論角度發問：地方政府做為一種結構性元素，是國家為遂行對社會的控制所創造的更多的制度性空間。然而，地方政府也是社會運動的力量所最容易穿透的政府。其次，本文採納了對地方政府的一種分析假說，它包括了地方權力集團，地方領導權階級、與地方顯要等概念。這些概念與假說有實踐的意涵。然後，作者再針對地方社會的自主性和社區參與的一些看法提出闡述，強調由自在的社區向自為的社區轉化過程中，社區意識的重要作用。此外，本文指出面對全球-資訊化城市浮現的新時勢，社區參與式設計是新都市政治的關鍵。最後，做為一個積極的規劃師與設計師，作者強調這裡也是社會與空間轉化的隙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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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地方自主性（local autonomy）的發問：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地方政府是什麼？地方政府／地域國家（local government/local state）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它與地方社會有複雜關係。首先，在制度的層次，地方政府是最為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政府。其次，地方政府是國家要控制在空間上開闊的，社會上異質的領土，所分化出來最低層級的政府。
　　所以，這裡有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就是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一方面，地方政府做為一種結構性元素，是國家為遂行對社會的控制所創造的更多的制度性空間。然而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是社會運動的力量所最容易穿透的政府。這就是地方自主性問題的雙面之刃。
　　若對國家與社會階級間的複雜關係加以釐清，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aci）的理論概念頗有助益。葛蘭西認為：國家是一個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的形構，它以不同階級、階級的片斷與領導權階級（hegemonic class）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來建構其自身。由這個理論角度，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曾經進一步研擬了一個對地方政府的分析性假說：按照國家機器的層級，以及，按照區域與城市，權力集團的內部結構是領域性分化的。此外，在地方權力集團（local power bloc）與地方領導權階級（local hegemonic class）的這個建構過程中，地方顯要（local notobles）（政治掮客或地方領袖）正是在地方社會與國族國家之間扮演中間媒介的角色。

二、對實踐的意義
　　地方自主性的理論問題與對地方政府的分析性假說提供了規劃與設計者實踐的政治意涵。地域性國家社會地與歷史地結構為地方的權力集團，然而，地方的社會運動也有可能奪得地方政府，或地域國家的主導權。這也就是說，地方政府變成地方領導權與在地方的市民社會層次，反領導權的社會力量之間關鍵的戰場。當然，這與“進步”與否並不必然相關，它視取得地方層級的領導權的社會力量屬性而定。

三、社區參與和地方社會的自主性
　　一般而言，都市社會運動與反領導權的鬥爭創造了社區參與的可能性。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幾乎不可能由中央集權的管理來處理快速成長的都會區種種盤根錯節都市問題。此外，都市危機將進一步弱化了開發中國家本來就脆弱的國家正當性。這也就是社區參與必須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在形式民主與武裝革命之間，為都市改革創造第三條道路的理由。
　　社會參與要求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性，所以開啟了一個社會中不同的社會階級與權力較弱勢之團體，在政治過程中影響決策的制度性過程。這也就是說，社區參與提供了一種機會，創造了新的方式來鬆動既存的社會關係。
　　然而，草根組織似乎要去找到一個辦法來維持它們與國家體制之間的自主性。這是地方市民社會自主性的條件之一。否則，對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或伊漢‧塔卡利（Ilhan Tekeli）所稱的，開發中國家的“沒有市民的城市”而言，由象徵政治與媒體政治所創造的民粹主義政治明星會攫取民主化的果實。一個組織完善的社會運動在對抗民粹民主方面有許多困難待一一克服。換句話說，民粹主義的國家可以由浮現中的市民社會的力量，與市民城市的都市戰壕進行抵抗。這就是開發中國家快速成長城市中，社區設計，或者說社區營造，的真正歷史角色。
　　此處，社區參與在地域國家與社會運動間扮演了一個角色。社區參與在體制之內又在體制之外作用。為什麼？都市社會運動的目標是都市改革，然而，它們卻不會參與在國家機器的體制之中。這就是草根民主。社區參與的機制可能經由民主的過程逐步釋放機會的力量，轉化了國家。這也就是經由社區賦權的過程營造了社區。
　　在台灣，這個過程在過去十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不論是在鄉村地區還是都市地區，不論是老社區（顏亮一與林素春，1998; 張琦凰，1998）還是房地產開發的新社區（魏郁祥，1999）均然。在日常的都市生活中的都市問題與危機是社區動員的必要元素。有些社區短期的挫折也不表示長期必然失敗。學習能力與集體經驗創造了批判性的地方智慧（critical local wisdom）或文化氛圍之空間，它們在這次東京世田谷的會議中引起了討論。進一步，這種地方文化的氛圍並不只是一種限制了人們可能性的結構性條件而已，而且是積極主動的人類作用者豐富的土壤。它可以被視為一種“異質地方”（heterotopia）的批判性空間（Hsia, 1998b），或者是加諸在麥可‧史都伯（Michael Storpher）對非交易性相互依賴（untraded interdependency），地方常規（local convention）或反省（reflection），這類有見地的概念之上（Storpher, 1995, 1997, 1998）。以及，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概念，如反身性(reflexivity)與認同的轉化方面(Giddens, 1990;Touraine, 1995; Castells, 1997)，這部分值得再進一步討論。無論如何，社區意識是被建構的，它是一個市民社會浮現的條件之一。這是一種政治過程，將人們由一種自在的社區（community in itself）轉化為一種自為的社區（community for itself），以及，這是一種歷史過程，它以草根的社區重構了社區之意義。這也是經由社區賦權重新定義社區的過程。
　　至少就台灣的個案言，在國家之政治權力結構再結構的歷史時勢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曾以不同的政策名稱提出社區營造與社區賦權的計劃，試圖正當化國家（黃麗玲，1995; 夏鑄九， 1998a）。例如在1990年代初行政院文建會曾經發動一個特殊的文化政策，社區總體營造（它的名稱有幾種不同的英文翻譯；像“Community Renaissance”，“Community Empowerment”，或是直譯為“Community Building”等）。後來一些其他的中央政府部會也推出類似的政策，像環保署、經濟部商業司、內政部營建署等。在地方政府的例子中，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主導的地區環境改造案，以及，在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方向下的宜蘭縣、新竹縣、市、高雄縣、連江縣（福建省的馬祖列島）…等，都有積極的作為。甚至可以說，在國家再結構過程中浮現了一種新的領導權，這就是台灣認同的建構。這是地域認同與國族國家認同之複雜併存，在國族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也存在了一定的張力。這是台灣的特殊性，也是浮現中的市民社會的地方自主性之挑戰之一，即，在民粹民主與草根民主之間的微妙差異所在。
　　簡言之，經由社區參與的機制，地方與都市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都市政策，以及，轉化國家。最後，地方社會變得成熟。這是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所謂的，在草根社區參與基礎上國家與社會間的一種新歷史關係之建構(Castells, 1983: 318)。

四、全球-資訊化城市浮現的新時勢：在新都市政治中的社區參與
　　面對資訊化社會浮現之新挑戰，全球經濟與不均等發展，包括了日漸顯著的兩極化與社會張力同台並存。一方面，全球鉅形城市（megacities）如全球網絡的節點般作用，做為資本跨國流動之地標。城市-區域（city-region）按照新工業空間的網絡進行再結構。另一方面，地域上不相連與片斷化的城市與階級、性別、性傾向、族群、環境、甚至是宗教議題相糾結，表現為認同的社會運動（Castells, 1996, 1997; Borja and Castells, 1997; Hsia, 1998b）。
　　超過先進工業國的制度性分工，過去地方政府經常扮演再生產領域中的角色，以集體消費之形式提供勞動力再生產領域所需的都市與社會服務。現在，城市-區域治理體系更強烈地關係著城市-區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再工業化的機會。
　　然而，資本主義全球再結構已經在現存的中央-地方權力集團中創造了裂縫。一個政治上更開放的、分權的、透明的、與更有反應的全球城市-區域（global city-region），真正地挑戰著常規性的國家政治。中央政府日漸不能應付複雜與變動的都市問題，而地方政府處理這些問題的制度性資源又很有限，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尤為拮据。然而，草根社區給予地方政府壓力確是持續性的。所以，政府角色必須轉變。北義大利地方與區域政府在城市-區域治理（city-region governance）制度改革上的成功，一方面給予我們啟發與想像未來地域自主性的可能的空間，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更清楚理解到台灣，或亞洲國族國家改革的歷史限制與困難（Cheng and Hsia, 1999）。傅約翰（John Friedmann）稱這種亞太國家政治轉化的新趨勢為市民社會的新政治（Friedmann, 1997a, 1997b; Friedmann and Douglass, 1998）。
　　此外，全球經濟已經經由跨國的勞工移民增加了全球城市-區域的族群與文化豐富性。社會結構日增的豐富性與其社會動力，要求這些城市-區域能提出新的多元（重）文化之地方政策。
　　所以，像新政治中的階級、婦女、男女同性戀、以及少數民族…等所涉的社區運動與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言，社區參與有歷史性的關鍵作用。

五、結論
　　規劃做為一種過程，它超過了做為決策過程經理的一種技術，也超過了以文化與論述之符碼營造對未來的視野、願景與憧憬，規劃過程最關鍵的特質在於一種政治過程。任何規劃構思上的奇想，以及都市設計提出的遠景都必須經由規劃過程落實執行，以及，與社會結構性的改變互動。這就是為什麼對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與地方社會的分析能力有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在對地方政治分析性知識的基礎上，磋商過程的協議能力比較能夠有效地發揮。舉例而言，在台灣，社區設計在過去十年之中並不只是對草根社區賦權，而且在都市意義（urban meaning）的歷史層次上賦予了台灣城市“市民城市”的意義，對抗官僚城市與投機城市。前者，官僚城市，代表了一直到1990年主導台灣城市的威權國家領導權階級的權力與支配性價值。而後者，投機城市，則代表了1970年之後，貫穿台灣城市與社會的特殊經濟模型所需的，發展性（發展掛帥）國家親發展的領導權價值。所以，社區設計做為社區動員，正為浮現中的市民社會之地方自主性創造了抵抗空間，對抗國族國家的中央集權式管理。這也就是說，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市民城市像抵抗的戰壕一般作用著，與歷史地建構起來的發展性國家的領導權與權力集團進行鬥爭。
　　更有甚者，規劃過程可以不只是在既定的地方權力關係中磋商、討價還價與協議（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規劃師必須超過僅是權力交換過程中的權力掮客角色（就如同股票掮客一般）。規劃並不是個全然中立的過程，這裡有某種折衝（maneuver）的空間。所有折衝、動員與策動的規劃過程都是政治的。要穿透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與改變既定地域中的權力關係，規劃師與設計師必須像社區的組織者與草根的動員者一般工作。考量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的自主性，我提出轉化隙縫（enclaves of transformation）之營造——不論它是政治的，空間的，還是象徵的。當然，轉化的隙縫必須進一步做為資訊化社會中抵抗的網絡（network of resistance）與草根團體的網絡（network of grassroots associations）。事實上，全球化是資本的全球化。當國族國家弱化時，它的相對體，市民社會，其實也隨之動搖。市民社會不是一個去歷史與去政治的人類未來，也不是我們滅頂前的稻草。地方自主性的建構是要抵抗並翻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不是回到中世紀的歐洲或是十四世紀的義大利城市。我們都還在摸索已經來臨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矛盾，尋找抵抗基地的過程之中。而社區參與式設計提供的也是一種過程，它與草根人民結伴而行，一同改變空間，以及，改變社會。



參攷書目
Borja, Jordi and Manuel Castells (1997),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Castells, Manuel (1981a), “Local Government, Urban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Zeitlin, M., ed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A Research Annual, Vol.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p.1-19.
Castells, Manuel (1981b),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lanning and the State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ess.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Cheng, Lucie and Chu-joe Hsia, 1999, “Exploring Territorial Governance and Transterritorial Society: Alternative Visions of 21st Century Taiwan” in John Friedmann (ed.),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Vancouv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p.101-114.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Clark, Gorden and Michael Dear (1984), State Apparatus: Structure and Language of Legitimacy, Boston: Allen and Unwin.
Dear, Michael (1994), “Local State”, in Johnston, Ron, and Derek Gregory, David Smith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Third Edition, Lond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334-5.
Friedmann, John (1997a), An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the Territorial Governance of Urban-Reg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alm, note for “Asian-Pacific Intercity Network Project”.
Friedmann, John (1997b), “World City Futures: The Role of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i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Occasional Paper 56,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iedmann, John and Mike Douglass, eds. (1998), Cities for Citizens: Planning and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in a Global Ag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sia, Chu-joe (1998a), “Theorizing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Developing Country: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Democratic Design in Taiwan, paper for The First Annual Pacific Rim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Design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23 May 1998.
Hsia, Chu-joe (1998b), “From Metropolis to Cosmopolis: Theorizing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s for Global-Informational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Metropolis in Macau”, The Institute Cultural de Macau, Macau, 14-18 Sept. 1998.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rper, Michael (1995),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cs, Ten Years Later”,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2, No.3, pp.191-221.
Storper, Michael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torper, Michael (1998), “Convention and the Genesis of Institutions”, Version of April 7, paper initially prepared for the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Institucoes e Desenvolvimento Economico: A Raforma do Estado, 12-14 November 1997.
Tekeli, Ilhan (1994),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Land-rent Economy and the Experience of ‘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zens”, in Susan Neary, Martin Symes, and Frank Brown eds. The Urban Experience: A People-Environment Perspective, London: E & FN Spon, pp.9-18.
Touraine, Alain (1995), Critique of 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張琦凰，（1997）“空間、社會與規劃專業設計者：對三芝鄉有恆社區總體營造個案的討論”，《城市與設計》，第二／三期，頁241-253。
黃麗玲，（1996）“新國家建構與社區角色之轉變：生命共同體論述之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亮一，林素春，（1997）“社區營建在三芝：建立鄉村社會的另類公共空間”，《城市與設計》，第二／三期，頁203-240。
魏郁祥，（1999）“新興社區‘社區意識’之認同建構過程：龍潭百年大鎮的個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